吴红涛 | 机器入身：微机器时代的身体景观及其问题反思
作者简介
吴红涛，哲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上饶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中国伦理学会会员，2020年入选首届“江西省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研究领域为空间哲学、伦理美学与文化批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国外理论动态》《道德与文明》等期刊独立发表论文40余篇。
摘要：人类当前正在经历的“微时代”，某种意义上即是全民争相使用微机器的时代。从巨机器到微机器，身体与机器所形构的关系不断发生改变。微机器由于功能强大且形态轻便，成为人们随身携带的必需品，身体与机器之间的时空障碍被消解，“机器入身”成为不可置疑的事实。随着微机器的日趋普及，“机器入身”已流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促生了大量为其特有的身体景观。这些身体景观形象宣示了微机器话语对于身体的强势改造，在营造“超级身体”神话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身体畸态和身心失衡的伦理困境。微机器为身体所施加的反控制力，逐渐弱化了身体本真性，“无器官身体”对于“人之为人”的身体伦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亟待引起关注。
关键词：微机器；身体；景观；身体伦理
*原文刊登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第18页至第25页
人类目前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微时代”，其原因在于“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评论、微广告、微游戏、微整容、微支付、微营销等‘微’的大面积弥漫”。这些以“微”为形态症候的媒介文化及其活动，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一大主要风貌。“微时代”之所以出现，其前提在于各种“微机器”的发明、使用与普及。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掌上阅读器等此类能轻便移动和即时操作的“微机器”，无论是“微时代”，还是“微文化”，都无法得以确立。因此，所谓的“微时代”，某种意义上其实即是全民争相使用微机器的时代。微机器除了具备令人惊叹的强大功能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随身携带，使得人机交互变得前所未有的频繁、普遍和便捷。当代学者约翰·乔丹（John Jordan）由此提出“人机共同体”的构想，其显现为“传感器和感觉器官、认知与逻辑、由骨骼与肌肉或液压系统与马达驱动”的相互交融，由此产生“持续性的人机交互模式”。这种“持续性的人机交互”建立在机器能随身携带的前提之下，它随时等待使用者的召唤。机器和身体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式，其为当今时代带来了一种新型的身体景观，举目所见，到处都充斥着“机器入身”的人。微机器所极力构建的身体景观，无论是对于人之身体的自然性与本真性，还是对于人们过往所持有的身体伦理，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问题，本文在梳理“微机器”的历史语境与功能特征之基础上，探讨机器与身体的关系演变，重点剖析并反思微机器与人之身体交互所形塑的身体景观及其伦理症候。
一、问题背景：“巨机器”与“微机器”
从词源上讲，“机器”的英文词“machine”源自古希腊词“mekhane”，最早其意指“计划”或“预谋”，随着力学和物理学的发展，才逐渐衍生出了现代机器的概念。从形态上来说，早期机器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外部结构和呈现样态上的庞大。如今我们在博物馆或者各类书籍中所能看到的传统机器，某种意义上都可称之为“巨机器”。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巨机器（megamachine）由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但芒福德更倾向于将机器视为某种文化隐喻，譬如他认为古代王权以及希特勒的纳粹意识形态都是机器的一种，属于“隐形机器”（invisible machine）。所以，“巨机器”原初定义其实是“一种技术运作方式”，部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官僚制度和皇权等”。随着科学技术的演进，这种包含巨型部件结构的运作方式，最为突出地显现在各类现代机械装置上，也即现代机器。现代机器不仅内部结构涵容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巨量元素，同时也在外在形态上呈现出“巨大”的典型特征。在霍布斯鲍姆等学者的眼里，工业革命时期的庞大机器，让人在其面前总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其意蕴着机器超越人力的开始。
巨机器在空间上给人造成一定压迫感的同时，也极大程度地限定了其自身的空间灵活度。由于体积庞大且沉重，巨机器难以在各个空间之间自如移动，因此巨机器往往都是“在地化”的，即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或场所之中。为了突破这种空间限制，机器进化就必须重视其在外观形态上的不断压缩。当代著名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 Gould）曾提出“进化”（evolution）的两个维度：一是指“某个事物渐进的变化”，类似于“发展”（development）；二是指“某个事物的所有对象衍生于它以前对象的集合过程”。“微机器”的出现当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建立在不断改良过往“巨机器”的基础上。在漫长的机器进化史中，可以看到它尤为突出的两个方面的改变：其一，呈现形态的轻便化和微缩化。巨机器由于体积庞大，不仅增加了人们的操作难度，同时也限制了其更为宽广和灵活的使用范围。因此芒福德所说的时钟，早期往往都只能固定在家宅或位置比较显眼的公共空间等地点；而马克思所批判的蒸汽机器，则大多都被长期放置在工厂或生产车间里，移动成本极高。为了破解这些难题，缩小机器的形态便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尽管现时代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巨机器，譬如飞机和火车等，但是它们只局限在某些特定的使用范畴中，而微机器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为自由的使用形式，从而使得其成为无所不在的存在。从前遥不可及的机器，如今凭借其形态之“微”已完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二，内在功能的精细化和扩张化。机器在形态上的微缩化，并不是以弱化其功能为代价的，相反，机器在扬弃庞大身躯的同时，还不断扩展自己的功能版图，日益延展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之中。巨机器时代，机器的功能都较为单一，“机器要么用来旋动磨坊的水轮，要么用来驱动船舶”。而今凭借日新月异的科技支撑，机器功能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机器被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进，以电脑为代表的机器将“微形态”和“大功能”结合得日益精妙，不仅产生了纳米机器这样极致化的微机器，还促生了各类自动化程度极高的智能机器，在时代浪潮中尽情谱写机器的美学之歌。如学者所言：“自从微处理器和计算机的时代之始，大量机器发明者就致力于相关方面的构想、开发和论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越来越具有智慧感的机器不断走进人们的生活世界，如娱乐、教育、健康、家用机器人助手、军事等领域。”如果说“巨机器”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关键力量，那么“微机器”则在人类行进到所谓的后工业时期之时继续延续了机器的魅力神话。进入21世纪后，在触感技术的助推下，各种以“触摸屏”为物质载体的微机器更是迅速席卷全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人人都可以是机器的拥有者，我们步入了一个机器狂欢的年代。
二、关系辨析：身似机器与机器入身
机器作为一种工具，其发明及流行是人之身体演化的必然诉求。由于“身体及其内部的力可以对世界作出解释和评估”，所以身体成为人类劳作、迁移、社交、运动等各类活动的直接发出者。然而正如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所指出的，身体首先毕竟是一种“生理性客体”，它在功能、耐力、精细度及使用期限等方面都是有限度的，同时也受制于时间、场所、健康、气候等多方面的因素。机器的出现，赋予了人类身体以更多可能性，它不仅能够辅助或弥补身体的活动能力，还能为身体创造及延展出无穷的阐释空间。机器由于身体的许可而现身世界，身体随着机器的代入而愈加强大。机器逐步扬弃了身体的诸多生理性缺憾，身体对机器的利用，使得身体走出了人类早期的黑暗洞穴。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可视为身体的某种替代品，不同机器替代不同的身体器官，进而完成这些器官相对应的工作。如芒福德所谈到的，任何机器“在过程的开始或结束，总要有人的干预，从机器的原始设计，到对其缺陷的修改和调整等，都需要人的因素去有意识地参与”。而人对机器有意识的干预，身体始终都是在场的，机器糅合了人类关于自我身体的想象与设计，机器演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机器与身体的关系史。
从哲学视角上看，机器与身体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类近代史上曾广为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尤其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笛卡尔、卡巴尼斯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建构或推行一种所谓的机械本体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是物理的和因果关联的, 因而都可由物质运动的变化和决定论的规律来加以解释”。这种哲学认识论试图让人们相信，世间万物以机械运动的形式规律运转，因而它倾向于“把有机体看成是一种机器”。“身体”作为最典型的有机体，在这种哲学语境中被理所当然地阐释成“机器”的代名词，诸多哲学家甚至直接将身体比喻为机器。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开宗明义地宣称：“我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即使里边没有精神，也不妨碍它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动作，这时它不是由意志指导，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的。”拉·梅特里（La Mettrie）也指出，“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这种“身似机器”的观念，在当时及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产生了普遍且深远的影响。尽管机械论随着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场而落下帷幕，但其倡导的机器崇拜以及“身似机器”的观念，已嵌入历史的文本深处，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直至今日。
然而，机器毕竟无法等同于身体，机器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总是受到空间距离的牵制。众所周知，机器是供人使用的代具，机器需要依靠人的身体进行操作。在巨机器时代，由于机器的巨大体型和质量，使得机器不能随意移动，人要使用机器，就必须去往机器所在的空间，使用机器后又须离开这个空间，地理空间的切换就这样反复交织地进行着。有时这种空间切换的过程甚至是漫长而遥远的，身体和机器搭建起了某种“地理分异”，身体成为游动的肉身，在机器空间和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不断地来回穿梭。同时，身体也为这两种空间形塑了鲜明的边界，由于机器操作是一种专门化的劳作方式，所以它无法在人们的闲暇时间中得到频繁显现。因此，机械论虽然将机器视为身体隐喻，但在现实中，巨机器作为一种实在的客体对象，依然还是外在于身体的。
随着机器形态的微缩化，其与身体之间的空间距离被逐步消解了。海德格尔曾经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现代性的临降和技术的突进，时空距离开始不断压缩，“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距离都在缩小”，人们开始追逐“去远”和“去蔽”的生活方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最大的距离抛在后面，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都带到自己面前”。哈维则将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放大，他认为以“缩减时间”和“克服空间”为主要症候的“时空压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文化潮流，全面席卷美学、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境下，身体和机器之间所长期持有的空间距离显得极为不合时宜，人们迫切期待与机器形成空间上的切近感，机器不能只是外在于身体的工具，而应成为身体之所是，时刻附着于身体之上。因而，芒福德曾经分析过的钟表，开始从高高的塔楼走下，以怀表、手表之微形态成功贴合到了人的身体里。而计算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革命意义的机器，其在20世纪的出现和应用，更是以形态的微化作为其更新换代的关键砝码。从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到后面的晶体管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机，伴随计算机构件进化的是其外在形态的不断缩小。尤其是集成技术的高度发展，可以将运算器和控制器都集中在一个芯片上，进而产生了微处理器，以之为基础组建成微型计算机，也即现在所看到的电脑。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其著名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专门以“微体工程”（micro-engineering）来形容电脑所引领的机器微化趋势。在他看来，微电子学（micro-electronics）改变了一切，“1971出现的微处理器可以将一部电脑放置在一个晶片上，它不仅颠覆了电子世界，事实上也颠覆了世界本身”。从最早的台式电脑到手提电脑、超级笔记本直至现在的掌上电脑，其改良的突出特征即是与身体之间贴近程度的不断提升。手提电脑的出现，意味着计算机可以摆脱时空阻碍，成为随身移动的机械装置。掌上电脑则使机器获得了一种身体的包裹感，机器可以轻便地停留在人的身体之间，与身体形成亲密的交互关系场。而“手机”作为计算机的高级变体，倚仗其交际功能和微小形态，更是成为了长驻于身体上最为主要的微机器。21世纪触屏技术的发展，使得微机器摆脱了机械操作按键的物理缺陷，双手可以直接在机器屏幕上进行按压和触击，意味着身体与微机器之间的无缝交互。而后随着触屏微机器的功能扩张，以及各类APP应用软件的强力支撑，以触屏手机为核心的微机器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就像身体需要穿衣，如今它也需要“穿”上各种品牌的机器，微机器随身而在、随身而行，成功开启了“机器入身”的时代神话。
三、现象透视：超级身体与景观身体
20世纪上半叶，本雅明曾以“休闲逛街者”来概括那些在现代都市里四处闲走的人群，他指出“休闲逛街者”是人与商品的结合，身体成为商品的延伸，商品化身为身体的代言人，两者共同构成了新的“城市生理学”。而今，本雅明的这个著名论断似乎面临着极大挑战，人们休闲逛街的热情正在被沉浸于微机器所制造的各种快感替代，某种意义上，“休闲逛街者”已经转换成了“身怀机器者”，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本雅明的概念只是适用于现代都市，“拱廊街”“橱窗”“百货商场”等无不具有特定的城市空间背景；而微机器突破了这种限制，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斥着身怀微机器的人群，除了现代大都市，而今在乡村及小城镇中，诸多个体都可被视为合格的“身怀机器者”，因为“现代机器是典型的微电子装置，它们无处不在却又是看不见的”。微机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市身体和乡村身体的界限，无论是谁，都被纳入微机器所布置的强大网格之中，“机器入身”成功构建出了一副标准化的“世界身体”。
微机器成了人们随行的必需品，离开它，就像离开了衣物，会令人陷入不安、焦虑甚至恐慌之中。微机器与身体的结合，使得人们产生了拥有一种“超级身体”的幻觉：在微机器强大功能的支撑下，身体就像被植入了一个全新的超级器官，它引领身体跨越生理鸿沟，进入无处不在与无所不能的领地。微机器的随身而在，赋予身体以支配世间万物的主权，传统身体在诸多空间中难以达成的事情在微机器的协助下已经成为可能。生活在17世纪的哲学家洛克曾经认为，人可以在自身体验到自己灵魂所在的地方，“能思想、能意欲、能影响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们“不能影响百里以外的一个物体或一个地方”。洛克的观点很质朴，他相信人的身体和心灵都是在场性的，它无法以“此地”的所在去影响“别处”的所为。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也提出:“个人才是自己身体及各种能力禀赋的最终拥有者，其独占性非社会或它者所赋予。”微机器力图取消这一限制，它为世界做出了这样一个许诺：人们只要从身体上取出微机器，便能即时即地地实现通讯、工作、教育、消费、游戏、影音娱乐等所有日常事务的处理，各种有形空间被代入到微机器张罗的虚拟空间里，身体衍化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移动空间站，盛载着催人兴奋的机器神话。这里的“超级身体”，指代的其实即是身体在诸多微机器协助下所产生的超级功能，而非将身体作为一种本体来自我促生的超级体格（譬如李小龙刻苦练就的超级身体）。
我们知道，机器意味着机械性装置，它是实在的、有形的和可见的。目前常见的微机器尽管形态微小，但其依然摆脱不了视觉性的在场，能为人的肉眼所捕捉。这种视觉性使得微机器具备了成为某种“景观”的基础条件，其与身体的结合即可呈现出极具意味的“身体景观”。这里的“景观”，当然并非意指狭义上的“风景”或“风光”。以学术史来看，“景观”（landscape）最初被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定义为“一个由自然和文化相结合所构成的区域空间”，因此“景观”经常会和“地方”（place）或“环境”（environment）交织在一起使用。而后阿普尔顿对此进行了改进，他认为“景观”并不等同于“环境”，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被感知的环境，尤其是视觉上的感知”；人文地理学先驱爱德华·瑞尔夫（Edward Relph）直接宣称“无论地方是在直接和间接意义上被理解或经验为景观……外观总是其中一个重要特征”。由此景观开始尤为强调所谓的视觉性，随着现代美学的不断更新，景观时常被视为一种美学概念，指代所有视觉意义上的美学造型。而法国哲学家德波（Guy Debord）则在那本代表性的《景观社会》一书中，直接将景观解释成一种批判性的视觉符号，它“试图根据看的范畴来理解活动”。按照这个语义逻辑，本文所提及的“身体景观”，应该理解为一种呈现在人们视觉范围中的身体造型，其不仅具有视觉形式上的美学表征，同时也内含了文化维度上的社会意蕴。
毫无疑问，身体本身即可为“景观”，人的赤裸肉体向来便具有突出的视觉性，正如有人如此描绘女人的身体：“说它美丽，因为它是数百万年的进化所达成的完美结晶，是这个星球上最值得关注的生命体，处处流露出精美与雅致。”但是“机器入身”所构建的身体景观完全不等同于身体自身的景观：首先，它显示的是身体与微机器之间的空间性整合，是微机器贴近、植入或者放置到人的身体后所产生的复合型景观；其次，它体现了微机器对于身体的视觉性改造，是以微机器为主导因素而在人的身体上所呈现出来的特别景观。说到底，“机器入身”后的身体景观，其实就是身体在“机器”这个外来元素影响下所逐渐形塑的身体景观。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身体的演变史，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读成人类身体景观的演变史。身体的视觉审美衍化，包括两个类别，一是身体自身的视觉变化，比如身体在各种运动训练后导致的景观，二是身体与外在因素互动后产生的视觉变化，比如身体穿上不同服装后呈现出的景观。而“机器入身”正是人类技术文明高度发展后制造出的第二类身体景观，其背后的逻辑动因即是机器形态的微细化和机器功能的强大化。微机器时代，“机器入身”所带来的身体景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微机器直接贴合到身体上的常态景观。其指称的是微机器与身体接触后即刻显现的景观，就像身体携带首饰、背包或劳动工具一样，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微机器”视为一种修饰身体的视觉符号。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在各大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品的发布会或展览会上，生产商往往也会邀请模特或者娱乐明星现场展示其产品，微机器与魅力动人的身体在此形成了极致性融合，为观看展览的消费者们呈现出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的景观盛宴。人们争相投奔到这种身体景观的盛世潮流之中，在任何空间场所中，我们随处都能见到手里时刻拿着或者上下身口袋里时刻装置着微机器的人，有的甚至随身携带多台微机器（现实中不少人带着两三部智能手机），微机器成为人体的点缀物，构建了为其所特有的身体景观。
其二，人们通过身体来使用微机器的多态景观。“机器入身”的前提在于身体能够以及需要使用机器，在使用机器时，身体必将由于使用动作而表现出不同样态。比如触屏手机需要手的按压或触击，不同手势代表不同的操作指令，因而可以看到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中使用双手在机器上展开着各种动作比划。此外，人们在微机器上进行语音通话、网络游戏、欣赏音乐、拍照摄影等，都有对应的身体动作模式，也导致了相对应的身体景观。现时代的人们，其在日常中的身体表现很多都是围绕微机器而建构起来的：街道行走的人，要么打电话或者发讯息，要么带着耳机听音乐，要么举着手机拍照；坐在车上的人，要么盯着屏幕浏览资讯，要么沉浸于手游，要么观看各种视频影音；躺在床上的人、上厕所的人、运动健身的人、洽谈生意的人、田间耕种的人……他们的身体无不受到微机器的强力形塑，在各个角落里陆续展示着各具特色的身体景观。
其三，人们身体重度沉溺于微机器所形成的畸态景观。这里强调的是“微机器”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对身体所施行的反向控制而形成的扭曲景观。由于微机器所内含的巨大功能，其不断吸引着人们的操作，这种吸引逐渐朝向某种“上瘾”状态，使得身体时刻被微机器所吸附，因而造成人们长时间地沉溺于微机器的使用中，难以自拔，久而久之，便逐渐促生了诸如“低头族”这样的特殊群体。按照常理，人们在行走或者静坐时，往往都是目视前方、略微前倾或者后仰，身体调整到某种舒适状态，但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操作掌上电脑却强制性地要求人们低头，眼睛注视屏幕，“低头族”由此而来。由于“低头族”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以“低头”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性身体景观，他们不断活跃在人们视线里，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视觉符号。为此，我国陕西省西安市甚至在某个街区专门设置了“低头族专用通道”，以供那些行走时低头操作微机器的人使用。除了“低头族”，诸如“游戏手”“手机肘”“屏幕脸”“电脑眼”“手机颈”等一系列畸态的身体景观更是常见于日常生活中，它们无不是由重度使用或沉溺微机器而渐趋造成的。当然，微机器构建的身体景观并非固定不变的，其必将随着技术更新而不断改变。就目前来看，以上三种身体景观比较具有代表性，也普遍常见于日常生活之中。
四、困境反思：身体革命与身体伦理
人与机器的结合以及微机器促成的诸种身体景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难以规避的必然现象。晚近学界习惯将这个阶段称之为“后人类”（posthuman）时期，其标志着人之概念步入到了一个关键临界点，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革命助力下，传统人本主义面临着颠覆性挑战，机器、信息、技术和媒介开始成为主导人类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因。“后人类”的出现，代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功利主义的胜利，它们深信人类即将走出漫长的童年阶段，进而大步迈向不断自我增强的全新时代。因此有学者亦在一定程度上将之等同于“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其意味着“利用科学进步对当前人类的体能、智力、情感和道德等方方面面进行改善的浩大工程”。理所当然，人的身体也将在后人类时代中迎来革命性改造，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传统身体的生理性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增强身体的机能、技巧和功用，也即前文所说的“超级身体”。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分析指出，后人类主义者坚信身体只不过是人类需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而“利用外来的假体来扩展或替代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身体性存在于与机器仿真之间、人机关系结构和生物组织之间、机器人科技与人类目标之间，都没有本质性的不同或者绝对的边界”。
显然，在所谓的后人类语境下，由微机器所引领的“机器入身”无疑将被视为应然且令人兴奋的身体革命，它就像给人的身体安装了拥有巨量能源的超级武器，赋予身体无尽可能性。因此，围绕“机器入身”而建构的各种身体景观，同样也就具备了历史合理性。从这个维度上讲，我们理应欣然接受这些身体景观的出现，即便是畸态的，也是人类朝向更高阶段所必然要付出的正常代价。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意识到了这场身体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在她看来，20世纪晚期人之身体和机器结合后所产生的“赛博格”（Cyborg），以“技术决定论”为内核，指向了一种新型身体的诞生，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需要强调的是，“赛博格”并不单单意味着微机器与身体的结合，而是指代一种机器与身体的“半机械”结合物。从这里，不难感受到哈拉维内心深处的隐忧，随着“机器拜物教”的高歌猛进，未来人类身体将有可能被各种机器全面接管，而微机器正是悄悄开启这场革命帷幕的排头兵。换句话说，“机器入身”如果不加反思地衍化下去，除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形塑崇拜机器的身体景观，更糟糕的是迫使身体背离人的本真性存在，成为异化的机器身体，以至于离开了机器，身体便不再是其所是。
众所周知，在柏拉图的哲学认知里，“理念”是至高不变的终极所在，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理念的具体显现。尽管每个人的身体不尽相同，但其背后都映射了一个共同的“身体”理念，无论身体及其视觉景观如何变化，都不能脱离这个“人之为人”的身体理念。然而卢梭在目睹人类现代社会机制的种种弊端后，开始质疑至高理念的不变性，否则他不会极力主张人们重返自然。这里的重返自然，并非是要退回到断发文身的荒蛮年代，而是尊重和重新寻回人身上的自然属性。就像卢梭谈到的，尽管现代文明让人的身体脱离了所谓的野蛮状态，现代人可以凭借斧头等各种器具轻易击败一个野蛮人，但是如果让这两人“赤身露体赤手空拳地较量一番”，马上就会意识到现代人根本不是野蛮人的对手，因为“野蛮人的身体，是他自己所认识的唯一工具”，他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显然，卢梭已然意识到了现代技术文明对于身体本真性不友好的侵蚀，假若人类一味沉浸在技术狂欢的梦境中，那么对自我身体的判断和感知将会不断式微，柏拉图所骄傲的那个本质性身体理念即将成为一张被人遗忘的古老名片，而哈拉维的如下预言则将不可阻挡地变成现实：“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
更应值得我们反思的，还有机器背后所内含的控制论意识形态。机器文明总是许诺对于未来的超级控制，宣称其必将导致一个更加完善的世界；同时，机器自身也应承了一种可控性，使得人们深信，无论机器如何发展演变，都必将是为人所控制的。然而，人们却忽视了机器的反控制性，通过机器获得控制，同时也意味着将控制委托给机器，随着人工智能、仿生技术、基因工程的日益拓深，机器对人所施行的这种反控制将会越来越突出。微机器时代的“机器入身”，表面上是人类使用和控制机器所制造的视觉显像，但深层次却源自微机器反作用于人类身体而塑造的身体景观。这种反控制发展到极致，就会产生相应的景观政治：它诱惑人的身体高度沉迷或依赖于机器，使得机器成为凌驾于身体本性之上的威权。微机器替代了身体器官，成为人类感知世界的基础媒介，它使用得越多，身体器官就使用得越少，久而久之，身体就会渐渐失去原本的敏锐度和判断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身体。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报告，由于机器能替代人之身体进行劳作，到2018年，全球将有2.02亿人口因此而陷入“技术性失业”困境。而“性爱机器人”的迅速崛起，更是让科学家预言若干年后其将带来超越人之身体的性快感，从而在性爱上完全取代人体。凡此种种，无不让我们相信，“一旦身体觉得器官足够多，想要放弃它们，甚或是丧失它们”，那么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曾经提出的“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似乎就要变成现实。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探讨“义务论”时曾指出，人首先是一种“动物性存在者”，这决定了其对自己的身体负有相应的义务，以之来保证身体的长存与健康。而与这个义务相对立的，则是对身体的“自戕”和“自残”，“自残”又分为“质料的自残”与“形式的自残”，前者指身体有形的残疾，后者则是“人们剥夺自己在肉体上使用其力量的能力”，指代某种无形的残疾。应该说，康德的“身体义务论”彰显了人之为人应有的身体伦理，这种身体伦理是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的特殊体现。在如今这个微机器时代里，当人们争相沉醉于超级身体所营构的景观神话时，更应重视康德提及的“身体义务论”，自觉警惕“身体”沦为“机器”的附庸，使人异化为“无形的残疾”，从而全面破坏人的身体伦理。有鉴于此，我们绝不能完全以功利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当前微机器时代中“机器入身”的身体景观，简单地将其视为时代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产物。身体景观反映了人们对待身体的观念态度，同时也是身体演变的深刻表征。人的身体并不等同于动物的肉身，因为“身体最清晰地表达了人类的道德、不完整性和弱点”，换言之，人的身体是有伦理性的。身体伦理意味着身体具有人之为人的道德边界，其是一种源自于人类本真属性的身体意识，人类不能因为机器的日趋强大而遗忘身体的权利及义务，更不能“阻断人性的统一性或连续性，以及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毋庸置疑，在“机器入身”已全面席卷人类生活世界的当下，我们更应比以往重视身体伦理意识的建构和普及，在合理使用微机器的同时，谨防身体成为机器奴役下的景观器物，还人类身体以应有的尊严，否则，当“微机器”未来如愿衍化成科学家们预言的“分子机器”（molecular machines）时，面对其“对能量的利用率和工作速度将提高数百万倍，但其体积却可减小到原来的亿分之一”，未经反思的人类身体对此必定毫无招架之力。
（推文编辑：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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